为什么要做一本《中国书画研究集刊》？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第一辑）》是一本202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

(资料图)

对于为什么要做一本《中国书画研究集刊》？该书编者、浙江大学教授薛龙春近日撰文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书画研究领域提供一份高质量的学术集刊。集刊秉持兼收并蓄的办刊原则，选题不论新旧，方法不论东西，以开放的文化立场和多元的写作模式，推进中国书画的研究。”

在《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的发刊词中，我们写道：上世纪后期，西方的艺术史研究经历了视觉文化的转向。流风所被，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也拓展到古代的各种物质文化与图像，艺术史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物品或图像的审美价值不断受到文化意义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史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并促进艺术史研究日渐成为显学。研究范式的转向打破了艺术质量的分野，脱离了艺术家创造艺术品的论述脉络，而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视觉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使用中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及其意义，从而发展出许多颇具理论价值的新议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范式转变中，金石书画在过去的显赫地位不复存在，也使得过去以品鉴为中心、注重形式分析和风格鉴赏的研究方法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如今全球史研究的新潮流中，跨文化、跨领域、跨媒介的取向更加剧了精英艺术研究的边缘化。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与某些类型的艺术在现当代有一个生成为“艺术”并被纳入研究范围的历史过程不同，金石书画是最早被中国的社会精英们痴迷并以持久不衰的热情投入创作、收藏与评论的“艺术”。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国视觉艺术留下的历史文献比金石书画更多。况且在艺术史文化转向中被重视的许多研究对象，只是古代社会习俗和视觉文化的物质性遗存，而书画，包括金石拓片，在今天仍拥有大量的实践者、欣赏者与收藏者。《华山碑》的拓片，王羲之的手札，黄公望的山水，既是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也是千千万万艺术爱好者临摹的模板。金石书画仍活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近二十年来，科技的进步带动了数字人文的崛起，查阅和检索珍稀的历史文献已经相当便利。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书画碑帖不断被展览、出版，并借助网络传播，繁荣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在公藏之外成为图像数据的另一渊薮。在亚洲，艺术史学科也日益受到重视。这些都为中国书画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每年编辑、出版两辑，由芸廷文化资助。集刊发中文与英文文章，除少量特邀稿件，均经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匿名评审是目前最好的审稿制度之一，我们会尽力为送审文章寻找最合适的评审专家，同时将专家的意见反馈给作者。我们有强大的顾问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在此我要感谢所有接受我邀约的前辈与同道。我们与本领域的海内外学者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保证了匿名评审的可操作性。无论对于集刊还是对于作者而言，匿名专家的介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质量。

2023年6月，我们已经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的第一辑，包含史论、考证与札记3个板块，8篇文章。这里我做一简要的介绍。史论板块刊发扎扎实实的研究论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高头讲章。只要言之有物，有启于人，文章长度不限。如陈志平多年来一直从事北宋朱长文《墨池编》的汇校工作，这一辑刊发的《<墨池编>与<法书要录>——从版本交侵和文献互证的角度看》一文，着眼于《墨池编》与《法书要录》所辑录的宋以前书学文献有较多重合的部分，二书版本系统又异常复杂，比勘二书的各种版本，作者认为后世抄书和刻书者在不明版本源流的情况下，对二书进行了大量校改，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我们重建早期书学文献的“真相”。

传易元吉（13世纪）《猿鹿图》设色绢本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白谦慎的《以图为文：宋代谐声画研究》一文讨论了宋代动物画中的谐声现象，这些谐声指向科举的成功、爱情的坚贞等不同的面向，文章还考察了在怎样的宏观背景之下，绘画中的谐声手法得以运用并被普遍接受，这一现象在文学和语言学上又有怎样的源头。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的A New Role for Museums, as Repositories of Images，Viewed Through a Study of a Favorite Pair of Dong Qichang’s Seals，通过研究董其昌 1607 至 1615 年间经常使用的一对印章“董其昌印”、“知制诰日讲官”，构建了13 组钤盖在纪年作品上此对印章的细致对比，分析这两枚印章在持续九年的使用过程中如何逐渐磨损。其结论可以为董其昌许多无纪年作品的可能性断代提供证据。

《邓君墓志铭》局部

赵之谦 《楷书心成颂》立轴 故宫博物院藏赵冲《翁心存墓碑的書丹人》一文，讨论翁心存去世之后，其家族关于墓碑书丹人长达十年的反复权衡。翁同龢最终选择赵之谦为墓碑书丹，而最早由翁同书提议的何绍基则被放弃。文章通过大量翁氏兄弟信札及相关材料的分析与推论，指出书丹人的最终确定可能与家族亲情有关，但这一因素往往不及地位、书名、价格等因素清晰易感，从而在研究委托人心理方面长期为人忽略，文章进而还讨论了职业书家在近代社会不断获得认同的趋势。考证板块提倡研读原著与视觉材料。要推进艺术史研究，对第一手材料的细读是非常必要的，笺注、校记、考释是传统学术写作的重要形式，但今天的学界不太重视，有些未必能发表，甚至不被认为是学术成果，但本刊对这类文章非常欢迎。王学雷所研究的萧子良《篆隶文体》是南朝宫廷杂体书的重要文献，此书在中土久佚，不过日本保存有一份抄本并于1935年影印出版。尽管关于此书已有一些中日学者关注，但《<篆隶文体>校议》一文运用传统方法，对《篆隶文体》进行释读与校勘，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个较完善的整理本。

《垢道人印谱册》何绍基题诗

《垢道人印谱册》黏贴的印蜕薛龙春《程邃的三种“印谱”》一文关注新的视觉材料，尤其是艺术市场出现的材料。文章首先讨论了一本拍卖会上出现的《王铎临帖册》上所钤盖的73枚印章，经考证为程邃所刻，也应该由他本人钤盖。由此进一步关注到程芝华《古蜗篆居印述》卷一所摹刻的程邃59枚印章，以及《垢道人印谱》所收程邃晚年整理、钤盖的357枚印章。由于这些材料素未被学界揭示与利用，因此极大拓展了对程邃篆刻及其社交网络的认知。本文对三种印谱中的所有印章做了释文，并对受印人的身份进行了考证与梳理。札记板块的篇幅往往不长，但它所关注的一些细节，对于推进艺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关于董其昌的卒年——崇祯九年（1636）向无疑义，但关于他的卒日却有不同的说法，刘鹏《董其昌卒日新证》梳理了三种说法：八月、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二日，并结合传世诗文、信札、书画、题跋以及董祖和、管绍宁、沈德符、王鉴、卓发之等人的旁证资料，认为“九月廿八日”是最可信的卒日。

董祖和《请荫谥疏》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

王鉴 《仿黄子久山水》局部 纸本立轴 北京保利2007年春拍陈麦青《<天发神谶碑>传世善拓中的二方旧印》对三国吴《天发神谶碑》传世善拓中所见二方旧印略作考辨，其中“北海开国陆伀之印”虽为宋印，然其出土则在清代，如今包括《天发神谶碑》存世最旧拓本及明拓本，乃至《张黑女墓志》孤本等在内的善本碑帖中所见此印，当皆为后人钤盖，不能作为判定其本是否为宋拓之佐证。另外一枚“广平私印”，作者通过比对参证，认为其应属清代多收金石碑版名品的吴兴姚广平，而非相对较为人熟知的吴江翁广平。

明拓《天发神谶碑》中所钤“北海开国陆伀之印”小残卷斋藏在集刊第一辑出版面世的同时，第二辑也已经进入了出版流程，将在今年12月出版。我也趁机介绍一下第二辑的文章。第二辑收入5篇史论，2篇考证，1篇札记，2篇书评。史论板块刊发的成田健太郎《颜真卿书法的接受及其转折点》一文从唐宋变革的立场出发，探讨颜真卿书法的接受及其转变，认为至十一世纪后半叶颜真卿书法受到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推重，与此同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给予颜真卿、张旭、李阳冰三人最高品第，因此颜真卿书法接受的转变是书法史中唐宋变革的成就之一。

塚本麿充《宋代皇帝与劝戒的空间——“无逸图”与“山水图”》一文考察北宋时期的三馆秘阁、御书阁与藏书楼，在这些场所中，基于劝戒的文本而被制作的书画在视觉上被构建成各种劝戒的空间，由此，士大夫们展开了什么样的书画最为适合“皇帝的空间”的议论。

石慢（Peter C. Sturman）《欣逢风雅伴：宋代文人的题跋——再访苏轼<枯木石竹图>》一文，论证画卷上两方曾一度被认为属于后世收藏家杨遵（约1320-1368后）的印章分别属于苏轼与米芾，并以此为切入点，还原画作与米芾题画的日期与情形，由此一窥十一世纪晚期的文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题跋（诗）来增强书画作品的交流功能。

应非儿《图像地方志：从翁同龢旧藏<国初虞邑人书画册>谈清初虞山艺术社会与网络》一文，研究首次面世的一件翁同龢旧藏，此册的征集集中于1670到1690年代，此时正逢虞山绘画发展勃兴的黄金20余年。整本合册不仅揭示了清初江南重要绘画流派所在地——虞山的在地资源，也提供了可贵且广泛的书画家群像，弥补了史料与“大艺术家”叙事之不足，以该册为基础，作者还提出了“图像地方志”的概念。

童宇《颜世清与清末民初北方书画鉴藏》一文，关注清末民初活跃于京津的书画收藏家颜世清，文章以辑录传世作品中颜世清的题跋以及近年新见信札、著录等材料为线索，尝试还原颜世清在10、20年代的收藏活动，探讨其鉴藏观点与收藏特色，并通过颜世清的其视角来了解当时北方文物市场的风尚。探讨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艺术鉴藏家在思想文化剧变中的角色，也是本文的旨趣之一。

在考证板块，蔡春旭的《华云别号考》通过文徵明父子所与诗文、信札、书画以及华云的文集、墨迹、用印等材料，考证补庵之外，华云还号补斋、琴山、白岘山人与岘山，通过这些别号的破解，作者还连带解决了相关信札的系年。

王建涛《故宫藏吴熙载<致倦翁札册>考释》一文考释吴熙载致乃师包世臣六札，时间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咸丰三年（1853）十余年间。包世臣的书法流派在晚清书坛声势浩大，这件札册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书法流派社会交往的窗口。

札记板块所刊钱松《再谈何绍基书法鉴定》一文，在笔迹鉴定的方法之外，从钤印特征、书家行迹、语句文法、社交习惯等方面入手，以具体案例鉴定若干何绍基书法的真伪，这种鉴定中的旁证法体现了同理性，可以总结并形诸文字，对笔迹鉴定而言是一种重要补充。

第二辑增加了书评板块，刊发了熊鹤婷撰写的Foong Ping的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On the Authorities of Painting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的书评，詹镇鹏撰写的赖毓芝《跨界的中国美术史》的评论。

以上的介绍，旨在说明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书画研究领域提供一份高质量的学术集刊。集刊秉持兼收并蓄的办刊原则，选题不论新旧，方法不论东西，以开放的文化立场和多元的写作模式，与同道们一起努力，共同推进中国书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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